昨天有人發現 肯亞案的犯罪嫌疑人自白的筆跡不同
我們先談談 中國 光2016年的紀錄再討論這件事情
https://goo.gl/oCCTrC
重點摘錄中國官媒的認罪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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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作為一個香港人，也是作為一個中國人，
在有需要的時候配合調查是我的義務。"
─銅鑼灣書店李波，從香港沒帶證件就消失，失蹤1個月後在中國認罪
2016年3月25日鳳凰衞視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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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國從事了違反中國法律的活動，嚴重傷害了中國政府，
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對此我深表歉意。"
─瑞典籍人權機構工作人員彼得·達林，在中國參加遊行被捕後一個禮拜
2016年1月20日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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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國投案自首是我個人自願的選擇，和任何人無關。
這是我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我不希望任何個人和機構介入
或者干預我回國的事情，甚至進行惡意炒作。"
─銅鑼灣書店桂敏海，在香港失蹤後，在中國出面認罪自己酒駕
2016年1月18日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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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告誡那些所謂的維權律師，以我為戒，不要與境外勾結
拿境外組織的錢，從事違反法律、損害國家安全與利益的活動。"
─温州基督教堂維權律師張凱，8月25日開始居家軟禁
2016年2月25日中國温州電視台新聞綜合頻道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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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的出來 這些"台灣人" 無論他是不是真的詐欺犯
中國當局 都把他們當做政治犯在處理
就跟過去另一個中華民國政府 一模一樣
還記得立法院青島東路旁的 7-11嗎?
不熟悉的人 可以去查查 青島東路3號
也希望大家把這篇文章看完 想想台灣人 是怎麼被當成中國政治犯對待的
而我們的法務部還在配合中國演出 國民黨立委還不準人質詢
1.媒體來源:
端傳媒
2.完整新聞標題:
官媒審判，折損了誰？
3.完整新聞內文:
近兩年來，越來越多的類似「表白」，在有大陸官方背景的電視台出現。
其主角往往正面臨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的控罪，遭到大陸警方羈押，律
師無法會見。
這引人推測：官媒記者與警方必有合作，否則不可能採訪到當事人。而且
，在未經法院審理的情況下，官媒即以確定口吻對被捕者控以「炒作」、
「製造事端」、「擾亂國家和社會秩序」，亦被質疑是大陸當局「未審先判」
政治打壓的一部分。
「官媒審判」的四大元素
自2013年習近平執政以來，據不完全統計，經歷過「官媒審判」，且被民
間普遍視為政治打壓的案件，至少有薛蠻子案、高瑜案、維權律師案
（附帶屠夫吳淦案、山東訪民案、王宇案等）、張六毛案、浦志強案、
勞工NGO案、銅鑼灣書店案、彼得·達林案，以及張凱案等十多起。
這樣的頻率，為80年代初「撥亂反正」後所未見。從80年代至本屆中央政府
之前，國內政治案件在官方媒體上出現的次數寥寥可數：1989學潮後，軍人
表彰及劉曉波等人上央視；2001年，法輪功自焚事件後滾動播報。兩起事件
的嚴重性不言而喻。胡温時代對異議者採取「消聲」策略，即使在「零八憲章」
事件中，都未廣泛動用官媒工具。2010年，「李莊案」登上了不少官方報紙
和地方電視台，也在央視出現過，但聯繫到當時重慶一把手薄熙來如日中天
的勢力，可理解為是一種局部、暫時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官媒審判」案例，絕大多數都出現在2015年7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通過之後，因此有理由視其為，中國大陸社會
治理轉入「國家安全模式」後的配套手段。
「官媒審判」中一般包含四大元素：經濟問題、道德問題、反黨意圖和認罪悔過。
其中道德問題有可能不涉及或者輕輕帶過，但另外三樣基本是「必備項目」。
以維權律師案為例，經濟問題表述為收取境外資助、濫用眾籌救援經費，為訪
民提供「補助」；道德問題表述為屠夫吳淦的「吊兒郎當」和違法記錄、
周世鋒的男女關係問題，王宇的曾有「暴力行為」等等；反黨意圖表述為蓄意
激化官民矛盾、擾亂社會秩序（該案與彼得案聯繫起來後，更指當事人企圖顛
覆中國現有制度）；最後，認罪悔過元素也十分受重視，報導中不惜用大量時
間，展現訪民認識到自己「被利用」後聲淚俱下的悔罪告白，也儘量使用了
周世鋒自我否定維權行動的片段。
這些的信息，往往跟當事人被控犯罪沒有明確關係──例如中國現行法律未規
定「罷工」或「收取境外資金」違法，也沒有「通姦罪」、「流氓罪」之類的
罪名。報導中也不會指出警方對當事人的具體控罪，「官媒審判」更多是「道德審判」
和「動機審判」。
通過「四大元素」，官媒向民眾反覆傳遞這樣的圖景：境外勢力正對中國虎視
眈眈。那些對政府有意見的人，本來就是道德低下的犯罪分子。他們受到境外
勢力的指使，通過煽動和製造官民矛盾，不正當地獲得經濟利益。然後，他們
現在都承認和後悔自己的犯罪行為。
官媒由此教育民眾，不要同情、效仿維權人士，不要相信境外報導（即使他們
有機會看到），並警惕自己被維權人士或境外勢力利用，也就是說，只有相信
並支持當局，才能避免受騙。
這些報導中的諸多信息，儘管有些出自當事人之口，但被多方面指為失實或片
面提取。例如，彼得·達林的同事邁克爾（Michael Caster）澄清，其機構從
未參與幸清賢幫助王宇兒子逃往緬甸的事件；有知情律師指出，央視播出的王
宇在法庭內怒斥法警的片段，是因為法警在法庭毆打一名女性被告人；被捕勞
工NGO負責人曾飛洋的同事及利得鞋廠工人多次說明，廠方的經濟補償直接打
到工人賬上，曾飛洋無從截留。
況且，官媒作為自稱「姓黨」的媒體，對處於官方強制中的當事人所作的採訪
，從任何一個角度，都不符合新聞信度的要求。但官媒對國內的信息壟斷，又
令「不相信」成為奢侈。
媒體背後的政治陰影
「官媒審判」不一定需要配套警力或法院程序，也可以獨立運作。不久前，
中國地產商任志強就因在微博對「央視姓黨」發出批評性言論，引發諸多
官方媒體出文聲討，北京首都網千龍網發文《誰給了任志強反黨的底氣》、
中國青年網發文《應堅決把任志強清除出黨員隊伍》、中國江蘇網稱「任志
強是8000多萬黨員的恥辱」等等。
知名政治諷刺漫畫家鄺飈，將此稱為「類似文革式的大批鬥場面」。他由此
創作了漫畫《鬥志強》，畫中任志強被帶上紙高帽、胸前掛着寫有「反黨分子」
的大牌、名字被打上大紅叉。鄺飈的漫畫隨即引起網民轉載，而他的微信公
號則被銷號。任志強本人的微博也被禁言。
除了鄺飈，越來越多人用「文革」比喻「官媒審判」的情景。今年是毛澤東
發動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中國當前政治氛圍與文革的照應，更引人深思。
評論人章文在撰文聲援任志強時說：「這一幕令人有時光倒流之感，1957年
的反右以及隨後的文革，就是這樣『大字報』滿天飛的。」上世紀50年代中
後期到70年代，《人民日報》和經錄製再派發到各地的《全國各地人民廣播
電台聯播》，就頻繁出現將一些人和一些事定性為「反黨聯盟」、「反革命
集團」的內容。
安德魯·海伍德（Andrew Heywood）在《政治學的思維方式》中寫到，極權
主義體制有六項特徵：官方掌控一套意識形態；一黨國家，通常由一個全權
的領袖領導；恐怖主義的警察系統；壟斷大眾媒體工具；壟斷武裝力量；
國家控制經濟生活的所有方面。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完全符合極權體制的定義，而普遍認為，80年代以後的中國
，尤其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已由極權向威權轉變。即國家不再全面地政治化
和控制社會。部分學者用「韌性威權」來描述這一時期的中國。
在此期間，媒體領域雖然仍處於官方的審查控制之下，但也出現了有限的自
由化和專業化。比如，央視的新聞聯播引入了國際新聞板塊，加大民生話題
比重，片頭問候語從最早的「觀眾同志大家好」，改為「觀眾朋友晚上好」；
由各地宣傳部分管的市場化媒體大量湧現，其中包括《南方都市報》、《財經》
、《財經新週刊》（簡稱「財新」）等多家以「新聞專業主義」為標榜的主流
媒體；市場化媒體陸續發表批評性調查報導、設立有自由傾向的評論版面，
甚至央視的《焦點訪談》、《今日說法》等欄目都播出對地方政府的批評報
導，媒體一度被寄予「監督政府」、「推動改變」的厚望。
這些現象，不代表官方放棄媒體手段或媒體監管，只是遠沒有現在強勢、頻
繁和嚴厲。在1999年南斯拉夫「炸館事件」、2001年法輪功「自焚事件」、
2008年新疆「七五騷亂」等重大事件中，官方亦有廣泛動用官媒手段。
官方宣傳部門對市場化媒體的刪稿、內部批評、人事任免等常規監管也從未停止。
然而近兩三年來，市場化媒體的批評空間急劇緊縮，多個媒體的深度調查部
門和評論部門被撤銷或整頓，更有記者因發表不受官方歡迎的報導或言論而
被羈押、逮捕甚至上央視認錯──例如《新快報》記者劉虎和《財經》記者
陳永洲、王曉璐。
同時，傳統官媒的再意識形態化明顯：以央視為代表的官媒，報導最高領導
人活動和講話的比重大幅增加；「春節聯歡晚會」幾乎每一個節目，都與中
央新政策和新理論掛鈎；央視在接受領導人檢閲時公開打出「央視姓黨」的
大字標語；全國娛樂節目收視最高的湖南衞視，在黃金時間插播歌頌領導人
的MV《不知該怎麼稱呼你》。至於備受矚目的「官媒審判」，則是其中直接
指向民間打壓的表現。
國內外的反制聲浪
隨着中國當局越來越頻繁地使用「官媒審判」，尤其在央視播出了瑞典籍男
子彼得·達林的認罪片段之後，歐美國家紛紛對這一現象表示擔憂。
瑞典政府外交部對此表示「不能接受」，瑞典駐華使館官方微博也表示高度
關注，並批評「電視認罪」的做法；歐盟駐華代表團發表聲明稱，「對近期
歐盟公民在電視上公開認罪一事深表關切」；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則表示，對
在中國「疑似被迫認罪」的人數增加感到擔憂，「這些行為削弱了中國自稱
是法治社會的主張，與中國的人權承諾背道而馳」。
致力於推進新聞自由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在彼得事件後，呼
籲歐盟制裁中國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它認為中國官媒對新聞自由造成
「使人驚慌的威脅」，而且這種做法越來越多。
據《南華早報》消息，「無國界記者」亞太主管Benjamin Ismail將桂敏海和
達林形容為「受害者」，
他說：「我們對被迫『認罪』這種沒有價值的信息傳播感到憤慨……在明知
這些是謊言，以及推測是在脅迫下做出的聲明的情況下，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
已變成面對民眾的宣傳武器，而非新聞媒體。」
在中國，頻繁的「官媒審判」也引起了部分民眾反感，以及受害群體的反制。
例如，北京警方官方微博「平安北京」轉發了新華社針對勞工NGO的報導
《揭開「工運之星」光環的背後》，在該則貼文下方的1400多條評論中，點贊
數最多的10條評論，都是對文章表示反感和諷刺。
獲得了最多的107次點讚的評論是：「提個建議啊，我是好心，你們網評員
（官方僱傭的水軍）的模版該換換了，風格太一致了，一眼就能看出來。」
在新華社《工運之星》報導出爐之前，國內勞權團體及其聲援者就預料到，
該案會出現「官媒審判」。因他們注意到，同為官媒的佛山電視台，堅持要
採訪被捕者之一的何曉波的妻子楊敏。在楊敏拒絕後，電視台方面還提及此
報導「無論如何都會播出」。因此，聲援團體想到要在污名化報導播出之前
作出反制，他們迅速發布「惡搞」文章《天啦嚕！他們說，何曉波要上電視啦！》
表達對「官媒審判」的擔憂和質疑。
《工運之星》發出後，聲援團體更注意到，該文與新華社早前針對維權律師
文章《揭開「維權」事件的黑幕》的作者，同為記者鄒偉。他們於是發布了
指向鄒偉的《尋人啟事》，號召網民對其「人肉搜索」。何曉波妻子楊敏更
向法院起訴鄒偉和新華社作失實報道，目前法院未有回應，楊敏卻遭到警察
軟禁並進駐家中。
相比於強大的官媒壟斷，民間的反制力量微弱，甚至可能遭遇報復。但在
「找鄒偉」行動之後，新華社發出的針對桂敏海和彼得·達林的類似文章，
悄然取消了記者署名；温州網發出的張凱案文章所署記者「温平」，似與
《環球時報》的「單仁平」雷同，是寓意「温州平安」的暱稱。民間反制
雖然效果有限，但似乎已讓基層執行者有所壓力。
難回極權的年代，審判折損了誰？
「官媒審判」的前提，是對官媒無上權威的維護。今年央視春晚因意識形態
色彩過於濃重引發批評後，新聞聯播、焦點訪談等央視皇牌節目，還有諸多
黨報和官方學者，紛紛出面表揚力挺，維持官媒權威的壓力可見一斑。官方
重新壟斷媒體工具、拔高官媒權威，使之為官方意識形態服務、塑造唯一的
全能型領導人，媒體領域被意識形態化和去自由化。這成為當下中國威權韌
性消失、再次走向極權的重要表徵之一。
然而，現實又決定着中國難以完全回到極權，因為無論民間或是官僚體系，
都難以對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恢復毛時代那樣狂熱、徹底的信仰，因此，有
分析者用「新極權」或「次極權」來描述當今之中國。隨着官媒越來越成為
明擺的、作用單一的、不容質疑的意識形態工具，以及「上央視」越來越多
地作為民間打壓的必選套餐，普通民眾對其難免信任度持續下降、免疫力逐
漸上升，民間行動團體的反制手段，則會不斷更新和多樣化。
新的拉鋸戰怎樣演繹？中國當局在官媒手段失效後有什麼後手？有待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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